一段時間以來，廣東、上海、河南等地搶抓機遇，聚焦生物藥、化學藥、醫療器械等優勢領域以及合成生物、腦科學等未來領域，力促生物醫藥產業拓展空間、釋放生產力。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完善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量子技術等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引導新興產業健康有序發展。生物醫藥產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未來產業重點布局領域，必須通過健全政策和治理體系，推動生物醫藥產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總體規模快速增長，創新藥物研發能力顯著提升。截至2023年，我國累計實現169個國產創新藥和250個國產創新醫療器械產品上市，僅2023年，共批準上市35個國產創新藥和47個國產創新醫療器械產品，在研新藥數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企業研發實力不斷提升，頭部企業迅速壯大，誕生了一批頗具影響力的標志性拳頭產品。例如，有的專精特新企業開發的抗肝癌新藥，顯示出治療晚期肝癌的產品優勢；有的國有企業近年來大幅加大研發投入，在生物制品、化學制藥、現代中藥和大健康板塊等領域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體現出在生物醫藥領域強大的創新能力與發展潛力。
近年來，國家層面共出臺了多份涉及生物醫藥行業支持和規范的政策文件，提供了明確的產業發展方向和支持框架。目前，已有十多個省（市）發布規范性文件，以引導、促進地區內生物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例如，廣東省通過簡化部分港澳已上市傳統外用中成藥進口注冊審批流程，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學研一體化發展；推動臨床成果轉化作為醫療機構績效評價的重要依據，促進了臨床資源更好地為研發和產業發展服務，同時通過設立專項資金進行研發補貼，對產業基礎研究投入和產業“補鏈”“強鏈”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不容忽視的是，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還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原料供應進口依賴程度較高，原始創新能力相對薄弱，成果轉化效率不高；高層次人才和創新成果與一些發達國家存在不小的差距；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的自主知識產權相對匱乏；產業集中度不高，缺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制度供給和政策監管環境有待進一步完善；等等。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生物醫藥產業的競爭力提升和高質量發展。針對此，應堅持問題導向，持續釋放政策紅利，從新藥研發、產業鏈的完整協同、企業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力等多個層面入手，提升生物醫藥產業的原始創新能力，以新質生產力引領實現高質量發展。
產業政策層面，應增強政策工具的有效與平衡使用。強化基礎研究投入與平臺建設，構建協同發展的產業鏈和創新鏈。聚焦基礎學科，加大對重點實驗室和研究中心支持力度，鼓勵跨學科交叉研究。利用先進技術提升審評效率與準確性，建立快速優先審評審批機制，提升我國審評審批國際化水平。加快創新藥上市周期，增強醫藥創新產品應用推廣。完善產業配套設施建設，促進技術共享與市場開拓，推動生物醫藥產業集群化發展，形成全產業鏈緊密協作、資源高效配置的產業生態。
經營主體層面，要增強研究主體自主創新能力，深化產學研融合。聚焦關鍵技術攻關，積極培養高端人才。加強對新試劑、新技術、新儀器和新裝備等核心技術的研發和突破。建立企業與高校緊密合作機制，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推動科技成果快速轉化。遵循國際通行質量標準和規范，強化對原材料采購、生產過程控制、產品檢驗等環節的管理，確保產品質量穩定可靠，不斷提升企業和行業品牌形象。
消費者層面，要提高消費者對生物醫藥產品認知度和信任度。普及生物醫藥基本知識、研發過程、治療原理以及產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幫助消費者樹立科學認知和理性消費觀念，增強公眾對國產生物醫藥產品的信心。通過政策補貼、稅收優惠等方式鼓勵企業和個人購買健康保險，提高消費者對生物醫藥產品的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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