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于3月7日發布消息，3月5日13點20分，著名經濟學家周叔蓮因病醫治無效離世，享年89歲。
周叔蓮，1929年7月生，江蘇省溧陽市人。經濟學家。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195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系。同年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研究員，學部委員。1979年與吳敬璉、汪海波合寫的《再論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企業的自動調節》對價值規律發揮調節作用的機制以及國有企業實行自負盈虧的宏觀條件提出了系統的設想。
周叔蓮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問題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提出過系統的理論和主張，參與過論證“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等經濟改革理論。在中國經濟學界，較早從理論上論證了國有企業有必要也有可能實行自負盈虧。最早提出了中國應優先發展輕工業的發展戰略，對中國工業發展戰略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建議。
愛書成癖，活到老學到老
1929年7月，周叔蓮出生于江蘇省溧陽市的一個店員家庭，因他輩分排在“叔”字輩，又生在蓮葉田田的季節，父親便為他取名“叔蓮”。周叔蓮是家中的第一個男孩，自小便好學用功，即使因抗戰爆發家境趨于貧困，父母仍堅持讓他求學讀書，于是書籍成為了周叔蓮幼時最親近的友鄰。因家中只能供兄弟中的其中一人繼續上初中，糾結之后弟弟輟學，這件事成了周叔蓮一生的遺憾，也是他努力的源泉。
限于時局，周叔蓮雖考上上海同濟大學哲學系，卻因學校缺糧等種種問題只得休學回家，在家鄉一小學擔任教職，因一心希望讀書深造，周叔蓮備考半年后，終于恢復了復旦大學的學籍。經過一番曲折，他如愿進入經濟學系學習，成為了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經濟學大學生，與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汪海波均是老同學。
吳敬璉長女吳曉蓮，在著作《我和爸爸吳敬璉》中記錄了這樣一段對話：當她笑問“您認為自己還不夠用功”時，吳敬璉答：“我跟周叔蓮比，就不算用功的。”周叔蓮的愛書成癖，人所共知。據說當年周叔蓮在復旦大學學習時，學校曾組織學生們到杭州旅游，來回花費需3元錢，周叔蓮覺得太過破費便沒有去，自己一人留校看書不亦樂乎。
后來歷經風波、初回北京工作，周叔蓮便投身到北京圖書館、中科院圖書館和經濟研究所圖書館中借閱書籍，結合工作的實際經驗，不斷完善自己的理論知識。因曾擔任經濟管理出版社社長，“他退下后見到后來的社領導,往往二話不說就問最近有什么好書”；因在經濟學領域成果頗豐，周叔蓮多次擔任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委，參評結束后，入圍書籍多半會被他借走。
《周叔蓮文集》（版本：上海辭書出版社 2005年5月）封面。
周叔蓮一生熱愛經濟學，并將他的時間、精神均投入這一事業中。從事經濟學研究以來，他共出版文集和專著30余部、發表論文數百篇，可說著作等身。所謂人年七十古來稀，人年老后智力、體力都不可避免地趨于衰退。但周叔蓮在2000年與2002年，仍由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工業增長與結構變動研究》與《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面臨的問題》兩部著作，可見他仍勤于思考、筆耕不輟。2017年6月底，周叔蓮因走路時不慎摔倒入院治療，此時他已是高齡，即使處于康復期，他在病房內仍堅持處理工作事項、研讀經濟學書籍。
在80歲慶賀壽辰上，周叔蓮說：“在有生之年,我還要努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把大家的過譽之詞當成鞭策，當成鼓勵，督促自己克服缺點，活到老，學到老，努力做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經濟研究工作者。” 在2017年3月，周叔蓮將他在工業經濟研究所辦公室達996冊的書籍，全捐贈給了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圖書館；在2017年9月，周叔蓮又將其家中的部分書籍進行了捐贈。
周叔蓮被拍攝的閱讀照片。
從現實中開拓
周叔蓮195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系后，便被分配至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1979年起，他轉到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并在此一直工作至退休，可謂一生與經濟理論相伴。
1956年，周叔蓮開始研究農業經濟問題。早在周叔蓮的高中時代，他便很喜歡看費孝通刊登在儲安平主辦的《觀察》上的文章，后來他參加了費孝通的江村調查，也參加了孫冶方主持的社會主義經濟論研究。1977年，周叔蓮在《光明日報》發表《科學·技術·生產力》，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找到了理論依據，駁斥了謬論而產生巨大影響，曾獲1984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而在1974年，周叔蓮曾借調于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附設的一個經濟研究室。在此期間，周叔蓮常下基層進行調研。“在建筑工地我看到，一包水泥，工人一鍬下去，從中截斷，一個包裝袋就報廢了。但是若把水泥從封口處倒出，就可保留一個完好的袋子以供重復使用。那個年代物資很緊張，一個包裝袋值5分錢。如果工人保存好包裝袋，可將這5分錢當作獎金獎勵給工人，會調動工人的勞動積極性的。”到1977年粉碎四人幫后，周叔蓮便與吳敬璉、汪海波合作，寫作了《論社會主義工資及其具體形式》一文，突破性地提出計件工資、獎金等多種社會主義工資形式。周叔蓮、吳敬璉等憑借膽識，得到了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的贊揚：“你們敢于接觸實際問題，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
周叔蓮在作學術報告。
長期以來，優先發展重工業被視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默認路徑，發展輕工業似乎與實現工業化的目標相背。但與工作息息相關的生活經歷刺激了周叔蓮從另一角度思考問題。當家中電燈泡壞了后，周叔蓮因沒有票證，連跑了幾家商店都買不到燈泡。他由此想到：“當時買什么都得憑票證，輕工產品緊缺，生活不便，如何解決？”于是在1979年，周叔蓮與吳敬璉聯合發表了《把發展輕工業放在優先地位》一文，為彼時國家工業結構的調整提供了理論依據。
周叔蓮對工業經濟、中國產業結構、工業發展戰略及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研究頗深，并進行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經濟探索。他關注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并根據現實經驗進行理論分析，由此發現問題并建議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與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從中國產業政策的研究，到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周叔蓮持續關注著中國的現實。
在受訪時被記者問及“能否總結一下你的治學之道和做人之道”時，周叔蓮答道：“我的經歷使我不斷面臨著新的研究任務，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每當接受新的課題任務時，我都如履薄冰、兢兢業業地努力工作，希冀能像蜜蜂釀蜜那樣做出成績。”周叔蓮對現實的關切心與嚴謹的學術態度，讓我們看到經濟學家的修養與熱情。正是他們的求實與開拓，讓社會在現狀之外，還具備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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