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首批入駐上海自貿區的企業代表在揭牌儀式上拍照留念。

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對廣東意味著什么？同樣著重于現代服務業發展的前海是否面臨重新定位？部分專家日前在接受深圳商報記者采訪時均表示，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在激勵制度創新、以開放促改革等方面的用意明顯。他們認為，廣東尤其是深圳今后的著力點，不能再停留在從中央獲取特殊的優惠政策上，而是要向上海自貿區看齊，在制度創新上繼續保持活力。

內地首個自貿區為什么選上海，而不是廣東？28日，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向深圳商報記者分析稱，在改革和開放進入深水區的今天，中央對選擇上海作為自貿區的試點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林江認為，中國進一步的開放，不能仍停留在加工貿易和出口上，而廣東在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基本上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導。“從目前來看，通過進一步的開放，引進國際資本和高端服務擴大內需市場以促進改革，是必然選擇。而上海的優勢，本身就是中國最大的內需市場的中心，不僅可以輻射華東地區，也可以輻射全國。”

林江認為，上海自貿區的設立，對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來講是個不小的沖擊。因為“前海和上海自貿區在金融改革方面的相似度和重疊的概率非常大”。

那么，前海怎么辦？

林江表示，前海的人民幣跨境結算中心等金融政策，更多的是強調跟香港之間的合作，而上海則是突出跟國際對接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二者有差異。“對于前海來說，如何在對接香港上交出完美的答卷，才是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中央同樣非常重視前海的經驗。因為前海不光輻射華南，還對接香港。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時期之內，上海不大可能會超越和取代香港。”

林江認為，對接香港，這一點是上海無法取代前海的地方。“就發展現代服務業來說，前海可能要爭取做‘單項冠軍’（對接香港）；上海可能要爭做‘全能冠軍’，可復制的輻射全國的經驗。”

對于深圳的定位，中國睿庫研究院副院長高連奎認為，“深圳早已成為創新城，深圳應該在創新方面建立試驗區，可以成為中國產業創新試驗區。”

專家·觀點

自貿區最大看點是金融業開放

近日公布的上海自貿區服務業擴大開放措施方案首先選擇在金融服務、航運服務、商貿服務、專業服務、文化服務以及社會服務六大領域擴大開放，暫停或取消投資者資質要求、股權比例限制、經營范圍限制等準入限制措施。對此，專家進行解讀。

領域更寬門檻更低尺度更大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解讀上海自貿區的總體方案和服務業擴大開放的措施，其核心就是金融服務方面的擴大開放，比如對外資股權比例的要求，比WTO的要求還要寬。“簡單說，上海自貿區對服務業的擴大開放，一是開放的服務貿易領域更寬了，有些甚至在當年中國加入WTO時都沒有涉及；二是市場準入的投資門檻更低；三是在金融服務領域對外開放的尺度更大。”

最大受益者是外資

中國睿庫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大趨勢4：中國經濟未來10年》作者高連奎向深圳商報記者表示，上海自貿區的標志性意義在于，中國經濟自由化程度的加深，特別是金融、投資和服務的自由度，這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也可以檢驗中國經濟經受沖擊的能力。高連奎認為，這幾方面都是中國的弱項，而服務業的開放也可以激發中國本土企業在這方面的潛力。

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給高連奎的最直觀感覺，是“主要側重金融自由化，意味著中國的金融開放要大步快走”。高連奎認為，上海自貿區擴大開放的最大受益者是外資，主要針對的也是外資，比如文化產業和金融對外資的開放都是突破。

金融業放開的“壓力測試”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昨日告訴深圳商報記者，在中國改革和開放都步入深水區的今天，上海自貿區以開放倒逼改革、促進制度創新的意義尤為明顯。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多的是要有先見之明的機制和制度來保障。

林江認為，上海自貿區的設立，顯示出中央政府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戰略意圖，“已不再是傳統的由特殊優惠政策構筑‘政策洼地’的類似開發區模式，而是要探索可復制的、先行先試的改革試驗區，以開放倒逼改革和制度的創新”。

林江舉例說，上海自貿區在開放有限牌照銀行等方面“膽子很大”，而實行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則是其金融服務領域放開的最核心內容。“這不僅回應了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市場一直以來對中國金融業開放的要求，也將履行我們加入WTO的承諾，逐步實現金融業的開放。”

林江將此視為中國金融業放開“壓力測試”。“因為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是有風險的，如何監管自貿區和非自貿區這兩個市場之間大量的資金進出，以免造成大肆套匯套利現象的出現，甚至是應對國際對沖基金利用這個缺口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沖擊，都需要研究。而這種測試，也為下一步人民幣在更大范圍實現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累積經驗和教訓。”